相比于很多人，廖仲恺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清楚的记住一年前只看过一遍的章，一翻开报纸，他就看到一篇章――《强国之道――举国皆兵》，看着这篇章，他先是一愣，随后便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每晨五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操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战时，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无疑是符合实际之选择，且军事化国民教育，不仅可强民强种，可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章时，廖仲恺的脑海浮现出十年前，他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有人对他的评价，“陈氏固然生于海外，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无论他的外多么西化，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
那个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相比于欧美国家，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千年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两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传统化虽看似保存，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
“欲拯救吾国之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
早十年前，其同教育部官员商讨国教育规划时，就曾如此说到，而年前，其登基之后，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
八年前，皇帝和内阁政fu联合颁布的《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青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
而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年前，因疆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叛乱，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是对帝国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质”、“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国的耶路撒冷”，同时宣布“从即日起，将儒教确立为华帝国国教！”。
而国教确立的同时，全国大修孔庙，尤其是回教地区，回教地区的孔庙是修建于回寺的原址上，这直接引了长达四年的叛乱，终叛乱近卫军强力镇压下被平息，而相应的那个过程“国教”“异端”冲击下得到了民众的普通承认，甚至就华元货币的背面都书写着“我们信仰会儒教”。
外人的眼，无论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确立国教，都是出于维持民族传统、恢复民族素质为出点，可是廖仲恺和共和派的眼，尊儒敬孔、确立国教，却是为了他的一已私利――为了维持其统治，毕竟千年来维护国皇权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高神，是天。“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或许某种程上，陈默然推崇西方的科学，但因为其皇帝的身份，其却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过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科举制却是其不开“恩科”的前提下，不废而废除的，但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离不开科举制。可另一方面，他却通过“转学为教”的方式改变传统儒家，通过授于杰出人士为“儒士”的方式维系传统儒教与社会的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