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京察一等无定额，康熙三年，御史张冲翼疏请以部、院员数之多寡定一、二等名数，以息奔竞，从之。乾隆间，部、院保送一等，或浮滥溢旧额，诏停兼部行走，仍归本衙门另班声叙，暨到任未满半年，仍由原衙门註考等例。又罢未授职庶吉士保列一等之例，以示限制。四十二年，命部、院保送一等人数，毋庸过泥上届成例，递行裁减，以防溢额。应将上两次数目比较，酌中定制。既无虑滥膺保荐，亦不至屈抑人才。五十年，定例保送一等人数，以不溢四十八年原额为准。后世踵行，间有增损，无甚悬殊也。向例部、院司官由吏部、都察院考覈，雍正四年，命内阁大学士同阅。乾隆九年，帝虑部、院堂官有瞻徇情面滥列一等者，敕大学士验看，慎重甄别，不称一等者裁去。十一年谕曰：“前命大学士分别去留，亦权宜办理之道。察覈司员，惟堂官最为亲切。要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举措公平。如上次定一等者，三年中行走平常，当改为二、三等。上次原列二、三等者，三年中知所奋勉，即改为一等。庶察典肃而人知劝惩。”厥后考察权责，悉属吏部，验看特奉行故事而已。
大臣循例自陈求斥罢，候旨照旧供职，国初以来行之。乾隆八年，曾谕大臣自陈罢斥者举贤自代。嗣以所举不得其人，或树党营私，行不久即罢。十七年，帝以“内、外大臣亲自简擢，随时黜陟，奚待三年？自陈繁文，相率为伪，甚无谓也”。诏罢其例。
先是京堂官无甄叙例，乾隆十五年，帝以三品以上堂官，具本自陈，部、院司员，皆令引见，而四、五品京堂不在自陈之列，亦无引见之例，吏部、都察院考语无实，龙锺庸劣者得姑容，才具优长者无由见。特派王、大臣分别等第，奏闻引见。十八年，敕吏部开列三品京堂事实，亲为裁夺。四十八年，以三品京堂不便派大臣验看，令吏部带额引见。嘉庆十二年，以三、四品京堂，向来京察但有降黜无甄叙，既与内、外大臣办理两歧，并不得与部、院司员同邀加级。于是予太常少卿色克精额等议叙，而予陈锺琛等休致。自后三品以下京堂始有甄叙之例矣。
年老休致，例有明文。乾隆二十二年，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堂官详加甄别。三十三年，改定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六十五岁以上引见。嘉庆三年，命京察二、三等官引见，以年逾七十为限。寻复旧例。六法处分綦严，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祗黜退数人，虚应故事，馀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屈抑。雍正中，汪景祺、查嗣庭辈论列时政，以部员壅滞为言，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等语。帝责以怨望诽谤，而事实不得谓诬。盖部员冗滥，康、雍时已然矣。
乾隆三年，鸿胪少卿查斯海疏言：“京官被劾，不无以嫌隙入吏议者。京察六法官，应援大计例送部引见。”从之。乾隆末，士夫习为谄谀，堂官拔识司员，率以逢迎巧捷为晓事，察典懈弛。仁宗初，锐意求治，颇思以崇实黜华，奖励气节，风示天下。嘉庆五年，诏部、院堂官慎重选举，猷守兼优者膺首荐，馀宁取资格较久、谨愿朴实之员，其少年浮薄、才华发越者，应令深其经练，下届保列。尚书、侍郎各备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十一年，大学士、尚书等议奏京察事宜：“捐纳人员，限以年资，军机处司员能兼部务者，方列上考，不许滥保充数。”报可。
道光四年，候际清赎罪舞弊一案，刑部司员恩德等朋谋撞骗堂官，以谬登荐牍，保列一等，下部议处。谕嗣后京察有冒滥徇私者连坐。七年，给事中吴杰奏：“大计、军政，皆有举有劾。近年六部办理京察，除保举一等外，不问贤否，概列二等。间有三等数人，仍予留任。六法不施，有劝无惩。应申明旧章，举劾并用。”帝韪其言，降谕饬行。十五年，令于京察外随时纠参，以为补救。咸丰十年，刑部堂官滥保不谙例案之员，朝廷务循宽大，辄以相习成风，不独刑部为然，多为原宥。仅予大学士桂良等镌级留任，出考堂官罚俸而已。穆宗即位，大难未平，厉精澄叙。同治五年，诏部、院堂官谨遵嘉庆五年备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之谕，并常川进署，与司员讲求公事，藉觇其属贤否。八年，又谕京察不得有举无劾，冀湔涤旧习，一新庶政。然积重之势，不能复返。光绪七年，礼部侍郎宝廷疏陈京察积弊，言之痛切，谓：“瞻徇情面之弊，不专在部、院堂官，当责枢臣考察，必公必严。枢臣果精白乃心，破除情面，不特能考察部、院司员之贤否，并能考察内、外大臣之贤否。而考察枢臣功过，在圣明独断。若朝廷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何责乎枢臣，更何责乎部、院堂官！”论虽切中而难实行，徒讬空言而已。宣统二年，吏部设立宪政筹备处，改考功司为考绩科，主文职功过应行变通事宜。其时浮议纷纭，新旧杂糅，吏部等于赘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