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利斯指出：虽然自１８４７年８月以来，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２２０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１３７号）——这神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
６４４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１４７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麦尔（他从１８１１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６８４号）“从１８４７年４月中到暂停执行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１８４７年４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１８３９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各国的相对储藏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进行的，这些条件，我们在研究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恢复正常的分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１．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４４年间的情形，以及１８４７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田于大量谷物的输入；２．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１８５７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３．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５４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
６４５都是逆差。（（第１９１８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形的，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末，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看来是正确的。”——（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调子。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的前夕。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第１５２０号）“这么说来，流通汇票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象是这样。”——（第１５２２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