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价格下跌时，这种情况甚至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的时候也会发生，只要所需的总产量，由于投资的增加，已经可以由较好土地来提供，从而，例如，经营资本从Ａ级土地上抽出，也就是说，Ａ级土地不再参加这种产品（例如小麦）的生产上的竞争。现在平均投在新的起调节作用的较好的Ｂ级土地上的资本量就成为标准；当我们说土地的不同肥力时，也是假定每英亩使用了这种新的标准的资本量。
另一方面，很清楚，这种平均投资，例如英国１８４８年以前每英
７９６亩８镑，１８４８年以后每英亩１２镑，也会作为缔结租约时的标准。对投资超过标准的租地农场主来说，超额利润在租约有效期间是不会转化为地租的。租约满期后，它会不会转化为地租，取决于那些能够进行同样的额外投资的租地农场主的竞争。这里不谈那种永久性的、在资本支出相等甚至减少时也能继续保证产量增加的土地改良。这种改良虽然是资本的产物，但起着和土地性质的自然差异完全相同的作用。
因此，我们知道，在级差地租ＩＩ中，有一个要素必须加以考虑，这个要素在级差地租Ｉ本身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不管每英亩标准投资额有任何变动，级差地租Ｉ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个要素，一方面，是起调节作用的Ａ级土地上的各个投资的结果混在一起；Ａ级土地的产量，现在不过表现为每英亩的标准平均产量。另一方面，是每英亩投资的标准最低限额或平均量发生变动，以致这种变动表现为土地的特性。最后，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形式的方法上的差别。
其次，同表Ｉ及表ＩＩ相比，表ＶＩ现在表明，谷物地租比表Ｉ增加一倍以上，比表ＩＩ增加１１／５夸特；货币地租和表Ｉ相比，增加一倍，和表ＩＩ相比，却没有变化。如果（在其他各种假定相同的条件下）追加资本有更大的部分投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追加资本在Ａ级土地上所发生的作用减少，以致Ａ级土地每夸特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提高，那末，货币地租就会显著增加。
如果因资本增加而产生的肥力的提高，会在各级土地上发生不同的作用，那就会引起它们的级差地租的变动。
无论如何已经证明，在生产价格因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而
７９７下降时，——也就是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大于预付资本增加的比例时，——每英亩的地租，例如在投资增加一倍时，不只是能够增加一倍，而且能够增加一倍以上。但是，如果生产价格因Ａ级土地的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而下降得更低，那末，每英亩的地租也可能下降。
例如我们假定Ｂ和Ｃ的追加投资不是和Ａ的追加投资按相同的比例来提高生产率，以致对Ｂ和Ｃ来说比例差额减少，产量的增加就不会弥补价格的下降，这样，和表ＩＩ相比，Ｄ的地租将会增加，Ｂ和Ｃ的地租则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