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青年终于站了起来。
“冬宫里谈港口？”
“只是听说。”
“听说。”他重复了一遍，眼睛冷下来，“他们每次卖东西之前，都是从‘听说’开始的。”
有人皱眉。
“你说话小心点。”
“我为什么要小心？”青年指了指窗外，“德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现在日本人也来了。昨天说文化交流，今天说港口。再过几天，是不是连彼得大帝给俄罗斯开的窗，都要贴上外文标价？”
桌边有人低声说：
“也许只是参观。”
“参观需要住卡缅内岛？”他嗤笑，“他们在把我们当傻子。”
他从桌上抽过一张粗糙的白纸，拿起铅笔，先写下一行字。
不要出卖俄罗斯。
有人看了看。
“太温和了。”
另一个人接过铅笔，在下面添了一句。
冬宫不是资本家的会客厅。
屋里有人低声叫好。
站在角落里的青年却没有笑。他从旧军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放在桌上。
黑色墨水在玻璃瓶里晃了一下。
有人看见了，皱眉。
“你要干什么？”
“举牌子，他们坐在车里看不见。”
“那就喊。”
“喊也听不见。”
他把瓶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总有一样东西，他们会看见。”
没有人立刻接话。
屋外，雪还在下。
同一时间，造船厂的食堂里，另一种消息也在扩散。
这里没有圣像，也没有帝国旧梦。
这里是由高窗、长桌、搪瓷盘和冻得发红的手组成的。
彼得罗夫坐在靠墙的位置，慢慢把面包掰开。
他是车间里的老工人，年轻时去过莫斯科，开过先进生产者大会，也曾经相信只要厂里的机器还在响，日子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现在机器还在响。
可工资已经拖过一次了。
第二次还没有正式通知，但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彼得罗夫叔。”
一个年轻工人端着盘子坐到他对面。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冬宫那边，日本人来了。”
彼得罗夫没有抬头。
“日本人来冬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丘拜斯也在。”
这个名字让旁边几个人看了过来。
年轻工人压低声音。
“说是要谈企业改革，港口的人也会去。”
另一个年轻工人放下勺子。
“谁说的？”
“区委老安德烈，他在市苏维埃那边还有熟人。”
另一个人把勺子往盘子里一扔。
“改革改革，又是改革。”
桌边没人说话。
“他们嘴里的改革就是把我们的东西卖给外国人。”
“上次说调整，夜班补贴没了。再上次说优化，车间少了一半材料。这次他们要拿走什么？”
“别乱说。”彼得罗夫低声道。
“我乱说？”年轻工人眼睛发红，“那你告诉我，他们在冬宫里喝茶，为什么要谈企业？他们见过我们的车间吗？知道四号机床多久没换零件了吗？知道我老婆排三个小时队，最后只买到半袋土豆吗？”
桌边更安静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低声说：
“我儿子下个月托儿所还要交钱。”
这句话比骂声更加沉重。
彼得罗夫把手里的面包放下。
过了很久，他从旁边拿过一块硬纸板。铅笔尖落在纸上，却迟迟没有动。
年轻工人看着他。
“写什么？”
彼得罗夫没有回答。
最后，他一笔一画地写下：
别替我们决定。
年轻工人看了一眼，皱眉。
“太软了。”
彼得罗夫把纸板按住。
“我们不是去打架的。”
“那去干什么？”
“去让他们看看。”
他抬起头，眼睛里看不出有什么东西。
“让他们看看，工厂里还有人。”
“我们工人，还没死绝呢。”
港口附近的小办公室里，第三种消息又变成了第三种样子。
屋里拉着窗帘，烟味很重。
墙边堆着几只纸箱，里面有进口罐头、药品包装，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小商品。桌上摆着一台旧相机，旁边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外国手表。
皮夹克男人坐在椅子上，用小刀撬开一盒罐头，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又没什么胃口地放到一边。
他不在乎索布恰克，也不在乎丘拜斯。
他只在乎门。
列宁格勒到处都有门。
商店后门，仓库后门，港口后门，医院后门。
只要前门还在排队，后门就还有价钱。
这两年物资短缺越来越严重，正规渠道进不了的东西，就从他这里流通。
医疗耗材、食品罐头、电子产品零配件——只要有硬通货，什么都能从芬兰方向搞到，而且中间差价很可观。